1981年，北京丰台，大杂院儿。
蜂窝煤、火通条、拔火罐儿。
这大概是那一代人对煤炉的印象吧。
但对于我，却是烤红薯、烤馒头、烤土豆儿……
煤球炉子，是北京人对煤炉的称呼，因为早年是用这种炉子烧煤球儿的，后来才烧的蜂窝儿煤。那会儿大家都节省，碎煤末子不舍得扔，所以时不时的，会看见谁家的窗根儿底下，晾着一小片儿划着小四方块儿的煤饼子。
那个时候，煤炉不仅是做饭用具，更是取暖设备。入冬后，当蜂窝煤堆得比窗台儿还高的时候，我的美味也就如期而至了。
放了学一进屋儿就能闻到甜香的味道。
母亲一早儿总会把几块蒸红薯放在炉台儿上。经过一上午的熥烤，红薯的水份慢慢蒸发，糖份则会一点点儿的凝结起来。棕红色的糖稀会顺着红薯褶皱坍缩的外皮，缓慢的滴落在温热的炉台儿上，进而被烤成冒着泡儿的淡黄色糖浆。稠稠的、黏黏的，那甜香的味道就来源于此。
只是能吃到一块儿这样的红薯不仅需要等待，更是需要运气。
当你以最恰当的时机拿起它的时候，糖浆会随着你拿起红薯而被拉成屡屡金丝。而且当你掰开红薯的时候，内里是滚烫绵软的，而挨着炉台儿的底部却是扎实焦脆的！
但如果红薯被不幸的晚拿起一时半刻，它的命运就会完全不同。因为糖浆焦糊，红薯梆硬，只得用力啃嚼乃至忍痛弃之。然而另一种食物却是禁得住时间的考验，甚至是愈久弥香的，那就是馒头。
那个年代，馒头家家自给自足，谁要是买馒头吃，简直算是败家。如果晚饭剩了半拉，母亲会随手放在炉台儿上。转天我下学的时候，如果母亲还没有做好晚饭，它就成了我的餐前点心。
馒头是不怕炉火炙烤的，当然，不能是明火。这道理我小学时候就知道了，俗话说，实践出真知嘛。
经过一整天的烘烤，馒头完全脱了水，断面竟会出现年轮般的圆圈，一层层的。此时的馒头已经周身酥松，靠近炉口的一侧更是一抹焦黄。
这样的馒头拿起时要格外小心，如果一脱手落在炉台乃至地上，多半儿会碎成齑粉，这几乎会让饥肠辘辘的我捶胸顿足，泪流满面的！
这样的馒头对牙齿必然是毫无抵抗力的，但又和豆腐的口感全然不同。
放在口中咀嚼它，你能体会到“大山崩于前的震撼”！这种震撼不仅仅来源于牙齿，更来源于耳鼓。因为你在咀嚼它的时候，耳畔除了充斥着“山崩地裂”之声外，是听不到其他声响的。
甜，是它给你的另一个感受。这种甜不似舌尖上的那么轻浮，而是直穿双颊的一支利箭，痛并快乐着，让我至今难忘！
现如今，煤炉一去不复返了。可每当我烙饼厨艺不佳的时候，母亲总会打趣儿的说:“嗯，你这大饼连嘴三层儿，硬得像炉盖儿！”
我则会“恼羞成怒”的反戈一击：“说起炉盖儿，我就想问问您，我小时候薰着那回，您炉盖儿封严了没？！”
说到封炉子，确实是个技术活儿。封死了会灭，而封不严，真的会煤气中毒。不过我煤气中毒的记忆远没有另一种美味深刻。
炉子封好前，母亲有时会往炉膛里丢三两个鹅蛋大的土豆儿。
一早洗漱完毕，母亲用煤铲儿将它们掏出来，置入竹笸箩中，再配一碗小米粥、一碟苤蓝丝，就是顿不错的早餐。
张家口的土豆儿本来就粉面无比，再加上一夜的焖烤，土豆儿们会幻化为另一种美味。掰开时已是诱人至极，不要说再沾满甜润的绵白糖了。咬上一口，一边儿抬头哈着热气，一边儿体会香甜和粉面在口中驰骋，驰骋……
儿时的记忆，仿如隔世，儿时的煤炉，只在梦中！